藿家用湾仔三栋楼换来的这份拷贝，由专人护送，经羊城过境，一路北上。
拷贝一路送进了北方的那栋红墙大院内。
放映室不大，坐了十几个人。
没有记者，没有讲话，灯光一暗，银幕就亮了。
没有人中途离场。
放映结束后，房间里安静了很久。
有人点起一支烟，有人摘下眼镜擦了又擦，有人站起来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所有人。
“南华走在我们前面了。”
“他们拍台儿庄，我们拍什么？我们也有台儿庄。我们也有平型关。我们也有百团大战。
但我们没有拍出来。南华人把电影当武器，我们呢？还在把电影当宣传喇叭。”
“通知文化部，召集各电影制片厂的人，开一个会。议题只有一个——抗战题材的电影，我们怎么拍。”
这场会，三天后就开了。
一九五五年的北方电影，不是没有好东西。
五月份，上沪电影制片厂拍的越剧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刚参加了法国戛纳电影节。
虽然没拿大奖，但法国人看完之后全场起立鼓掌。
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，这部片子拿了“映出奖”。
同一届电影节，儿童抗战片《鸡毛信》拿了“优胜奖”。
一个放羊娃给八路军送信的故事，英国人看得眼泪汪汪。
但这些远远不够。
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是戏曲片，《鸡毛信》是儿童片。
真正像《血战台儿庄》那样，正面表现一场大战役、塑造一个统帅形象、把历史人物当主角来拍的战争片，北方一部都没有。
不是不想拍，是不知道怎么拍。
剧本也难。
抗战题材，那是有框架的。
怎么写，怎么拍，拍到什么程度，都有讲究。
正面战场呢？写不写？写到什么分寸？
台儿庄是李德邻打的，李德邻现在在南华当总统。
拍台儿庄，就是给李德邻树碑立传。
文化部的会议室里，这些话题吵了一整天。
长影的厂长姓王，从延安出来的老文艺兵，说话直。
“咱们拍抗战，不能只拍小兵张嘎，不能只拍放羊娃送鸡毛信。那些要拍，但不够。
南华拍台儿庄，拍的是大场面，是大人物，是统帅怎么运筹帷幄。
咱们也得拍这样的片子，不拍，就是认输。”
有人问：“拍谁？拍哪个战役？”
老王把烟头按灭：“平型关。咱们自己的仗，咱们自己的将军。”
又有人说：“平型关是我们打的，规模跟台儿庄没法比。
台儿庄毙伤日军一万多，平型关歼敌一千。
银幕上一比，气势就输了。”
老王瞪了他一眼：“打仗不是比人数。平型关是抗战以来第一次胜仗，意义不比台儿庄小。”
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导演开口了。
他是从上海来的，拍过几部进步电影，抗战时期在沿岸待过。
“王厂长说得对。但平型关有一个问题——那是山地伏击战，打的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队。
台儿庄是城市攻防战，坦克、大炮、巷战、刺刀见红。
从电影语言来说，台儿庄天然适合银幕。
平型关要想拍出同样的冲击力，难。”
会议室里安静了。
老导演继续说：“但难，不等于不能拍。南华有台儿庄，我们有平型关。
他们有坦克大炮，我们有崇山峻岭。
各有各的打法，各有各的拍法。关键不是拍什么，是敢不敢拍。”
他停了一下：“《血战台儿庄》让我最震动的，不是那些打仗的镜头，是李德林的那一句话。南华人敢让演员说出这句话，我们敢不敢？”
这一句话，给所有人整沉默了。
那天会议最后，相关的领导拍了板。
三条决定：第一，长影马上启动抗战题材战争片的筹备工作，题材不限，平型关、百团大战、黄土岭，都可以报。
第二，剧本审查放宽尺度，历史人物可以正面塑造，反面人物也要真实，不能脸谱化。
第三，派人去香江，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南华那边电影工业的资料。
散会的时候，老王走到老导演身边，递了支烟:“你说的那句话，我记住了。”
老导演接过烟:“哪句？”
“敢不敢。”
老导演把烟点上，吸了一口:“王厂长，我在沿岸的时候，看过一部苏联片，《伟大的转折》，拍的是斯大林格勒。
那里面的将军，有犯错误的，有抗命的，有牺牲的，有活到最后的。
但看完之后，你不会觉得那些犯错误的将军是坏人。
你会觉得，他们都是人，都是在打仗的人。”
他把烟灰弹了弹：“南华人懂了，我们还没懂。”
老王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
他是厂长，想的东西要比导演想的多。
剧本审查看似放宽，但真拍出来，哪句台词能留哪句不能留，哪个历史人物能出现哪个不能出现，不是他能定的。
老导演把烟头扔在地上，踩灭：“不过快了。咱们还有一个优势，南华没有。”
“什么优势？”
“那些战犯，把他们知道的写出来，就是最好的素材”
老王愣了一下，细细琢磨之下，越想越有可行性。
他把烟头掐灭，扔进烟灰缸：“这事得请示。用战犯的回忆材料，不是咱们厂能定的。”
“那还请抓紧时间，但王厂长，有一条我得说在前头。真要让他们写，就不能只写歌颂。
得让他们写真话，这材料才有用。写假话，不如不写。”
老王看着他，看了很久，然后点了点头。
三天后，一份报告送到了相关部门。
报告里说，电影制片厂拟组织力量创作抗战题材战争片，建议利用在押战犯的亲身经历，作为剧本创作素材。
相关部门指示：想让他们看看这部电影，先了解一下他们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在做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