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忙之中，顾长柏从官邸出来，脑子里转的已经不是日本人的炮，而是上海那些工厂。
那帮资本家，他太了解了。（当然没有自己）
早在一九三三年，他就让资源委员会的人悄悄去上海摸底，把几家大型机器厂、化工厂、纺织厂的设备清单、搬迁难度、人员规模全部登记在册。
当时他盘算的是：一旦华北局势恶化，东南沿海的工业必须整体后撤到武汉、长沙一带，重庆作为最后目的地。这套方案他甚至亲自改过三稿，连运输船队的编组方案都列好了。
可方案报到实业部，实业部说这事不归他们管，应该由资源委员会牵头。资源委员会拿着方案去找行政院，行政院说需要各地方配合，先征求上海市政府的意见。
上海市政府一听要搬工厂，脸都绿了。市长吴铁城私下跟顾长柏的人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：“承烈兄，你把上海的厂都搬走了，我这税找谁收？工人失业了找我闹事，我拿什么安抚？”
顾长柏听到这话，沉默了很久。他理解吴铁城的难处，可更理解时间的残酷。
他让人继续去谈，可谈来谈去，谈不出结果。上海那边永远在“研究”，实业部永远在“会商”，资源委员会催急了，对方就回一句：“等局势明朗再说。”
什么叫局势明朗？顾长柏想骂人。等日本人把炮架在黄浦江口，局势就明朗了，可那时候还来得及搬吗？
一九三六年底，～～事变和平解决，国停止内战的消息传遍全国。上海工商界开了一次座谈会，顾长柏派了一个处长去旁听。
会上有人发言，说“和平统一已成定局，中日关系当可转圜”。底下掌声一片。
那位处长回来跟顾长柏汇报的时候，苦笑着说：“总长，那帮人还在做梦。”
顾长柏说：“真是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”
上海的那些厂主，各有各的算盘。大厂背后有外国股东，觉得日本人来了也未必敢动租界；中等厂主盘算着把机器搬进租界，挂个洋行的牌子继续开工；小厂就更实际了，搬迁的钱谁出？拆机器、运设备、买地建厂、重新接电，哪一样不要真金白银？政府只说“适当补助”，补助多少？什么时候给？没人能回答。
更麻烦的是产业链。上海工业是扎堆的。机器厂旁边是翻砂厂，翻砂厂旁边是标准件厂，化工原料从码头下船，五金配件从杨树浦路调货，电力从闸北电厂输送。你把一个机器厂搬走，没有配套的齿轮厂，没有翻砂厂，没有标准件，那些机床运到内地就是一堆废铁。这个道理，厂主们比谁都清楚。所以很多人不是不想搬，是搬了活不了。
顾长柏让兵工署的人做过一个测算，上海内迁一家中型机器厂，从拆机到复工，最快需要四个月，最慢一年。如果配套产业链齐全，复工可以压缩到两个月。可问题是，没有人能把整条产业链一起搬走。你搬了机器厂，齿轮厂没搬，齿轮就得从上海买，可上海沦陷之后，日本人会卖你齿轮？
他把这个测算报告拿给蒋校长看。蒋校长翻了两页，皱着眉头说：“能不能让军方先把兵工厂迁了？”
顾长柏说：“上海已经没有军工厂了，可民营工厂如果全部留给日本人，将来我们很多东西都造不出来了。日本人把上海的工业能力消化掉，等于凭空多出一座巨型军火库。”
蒋校长沉默了一会儿，说了一句：“让实业部抓紧办。”
抓紧办。顾长柏在心里苦笑。实业部那帮人连一个像样的搬迁方案都拿不出来。他后来才知道，实业部光是“内迁工厂的分类标准”就讨论了两个月。
什么算重要工厂？什么算可以放弃的工厂？纺织厂算不算？面粉厂算不算？烟厂算不算？讨论来讨论去，最后定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单，里面缺了三分之一的关键厂子。
更荒唐的是运输。没有专门的工业运输船队。厂方要自己找船，而这些船队，永远是时局困难，需要更多的马内。
到了1937年春天，上海工厂内迁的进度条依然慢得可怜。资源委员会报上来的数字是：登记在册的大型工厂两百多家，愿意内迁的不到三十家，真正开始搬迁的不到十家。其余的呢？要么装死，要么观望，要么已经把一部分机器搬进了租界。
顾长柏有一次跟法肯豪森聊起这事，法肯豪森听完之后，“顾将军，在德国，如果政府让工厂搬迁，工厂就必须搬迁。你们的政府为什么连自己的工厂都管不了？”
顾长柏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因为我们的政府不是德国政府，我们的资本家也不怕政府。”
法肯豪森不理解。他当然不理解。他不知道中国这些民营工厂跟政府的关系有多微妙，平时政府有求于他们交税、解决就业，战时让他们搬，他们就拿“工人失业”来要挟。
吴铁城那句“你把厂搬走了我找谁收税”就是典型。政府既不敢强制，又拿不出钱来补偿，最后就成了这副鬼样子。
历史上真正让事情起变化的，是七七事变。枪声一响，上海的气氛瞬间变了。
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厂主们，突然发现日本人真的会来。闸北的工厂被炸了，杨树浦的仓库着火了，苏州河上的货船沉了。租界也不再安全，日本人的炮弹不长眼睛，落在公共租界边上炸死了好几十个平民。
直到这个时候，行政院才匆匆忙忙成立了一个“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”，由资源委员会、实业部、上海市政府三方派人组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