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孩是槐里县商户之女，家里开一间食肆，兼卖些杂货。
她约莫十五六岁，常年在铺子里帮忙，手脚麻利，话不多，笑起来眉眼弯弯的。
她认得李信——槐里县不大，谁不认识李家的小郎君呢。
但她也知道，那是她够不着的人。
槐里县将门子弟，祖父是陇西郡守，父亲在南郡任职。
他从小被严格管教，读书、习武、骑射，表面冷淡，可没人知道他心里有一团火。
李信那天遇见她也是个意外。
他和族中几个少年出城跑马回来，路过街口，有人饿了，说去前面那家食肆吃碗面。
李信无所谓，跟着进了门。
铺子不大，支着几副旧桌椅，墙上挂着风干的腊肉。
她正蹲在灶前添柴，听见人进来，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抬头问了一句：“几位郎君吃甚？”
李信看见她的脸，愣了一下，说不上为何，就是莫名发愣了一下。
他随便点了一碗汤饼，坐在角落里，面端上来，汤头清亮，撒了葱花，卧着一枚荷包蛋。
他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她正在擦旁边的桌子，没有看他。
他吃完，和同伴走了。
但那碗面的味道，他记了很久，李信开始“顺路”经过那条街。
也不是天天去，隔三差五，和同伴去，有时候自己去，每次都点一样的东西——汤饼，加一个荷包蛋。
偶尔能看到她娘，后来一打听，女孩的爹生了病，她娘大多时间在照顾她爹，偶尔有空才会来店里帮忙。
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后面会尽量带人过去吃，每次钱也没有多给，给的正正好好的面钱。
她渐渐认得他了，每次他进门，她不用问，直接去灶前忙活。
端上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多加一勺酱，有时候多撒一把葱花，什么都不说，放下就走。
有一回，铺子里人少，他吃完面，没有立刻走，她过来收碗，他忽然开口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她顿了一下，低头把碗叠好，轻声说了自己名字，声音很小，但李信听见了。
“好名字。”他说。
她没接话，端着碗转身走了，李信看见她耳根红了一片。
那之后，他开始在铺子里多坐一会儿。
有时候带一卷竹简看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就看街上来往的人。
她忙她的，他坐他的，一整个下午，可能一句话都没有。
但那种安静，让人心里很踏实。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李信有一天去铺子，发现她左手腕上缠了一块旧布，隐约渗出血迹。
“怎么弄的？”
“端汤时手滑了，烫了一下，不碍事。”她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。
李信没说什么。
第二天再来，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小陶瓶，搁在桌上：“家中医官配的烫伤药，你拿去用。”
她看了那药瓶好一会儿，才伸手拿过去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多谢郎君。”
“别叫我郎君。”他说，“我有名字。”
她知道他叫什么，整个槐里县都知道，但她从来没叫过。
那天她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，声音很轻，像怕被风听见。
李信点了点头，起身走了。
出了门，他在街口站了片刻，呼出一口气，嘴角勾了起来，他自己都没察觉，他在笑。
李信十六岁那年春天，族中安排他随军历练，要去陇西一段时间，走之前那天，他去了一趟铺子。
她正在整理东西，听见脚步声回头。
“我要出门了。”他说，“去陇西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更久。”
她手上的动作停了停，然后继续收拾，语气如常：“几时走？”
“明日一早。”
她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李信在铺子里站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本来想了很多话，到了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。
最后他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“嗯。”她背对着他，声音闷闷的，“……小心些。”
第二天清晨，李信出城，走到城门时，守门的士卒递给他一样东西：“有人托我给你的，说是……一个姑娘。”
是一个箭囊，缝得不算精致，针脚却极密，箭囊内层塞了一小片布，上面用炭写了几个字。
歪歪扭扭的，显然她不太识字，是照葫芦画瓢描出来的。
“平安。”
李信攥着那片布，在城门口站了很久，旁边的人催他，他才翻身上马。
那个箭囊，他带了很多年。
从陇西回来，李信去了一趟铺子，铺子关着门。
他以为是歇业，第二天又去，还是关着。
第三天，他忍不住打听，才知道她父亲病了，铺子暂时歇了。
他想去看看，又觉得不妥，无亲无故的，他贸然上门算什么？
但心里一直悬着。
后来他终于按捺不住，去了她家，不是什么大户人家，就是巷子里一个小院。
他敲了门，是她来开的。
她看见他，怔了一下，然后眼圈就红了。
“我父……前几日走了。”她声音哑哑的，“铺子也不开了，我娘说要带我去咸阳投奔舅父……”
李信站在门口，千言万语堵在喉间，他看着她瘦了一圈的脸，看着她腕上那道还没褪尽的烫痕。
他想说“别走”，想说“我养你”，想说很多话。
但最后他只是说：“……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下月。”
李信沉默了很久，她也没说话，两个人就这么静静站着。
他觉得他什么都不该说，但又怕自己真的什么都没说，他最后看了她一眼，留下了两个字便转头离去。
等他走后，她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又站了很久，直到她娘在里面喊她，她才低头缓缓关上了门。
那两个字在原地回荡着。
“等我。”
李信回到家，当晚就去见了母亲。他把事情说了，他想娶她，他要娶她。
母亲脸色变了，让他先别跟他父亲提。
可李家这样的门第，哪有不透风的墙，父亲和祖父到底还是知道了。
那天夜里，父亲把他叫到正堂，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商户之女？你再说一遍？”
李信跪在那里，腰挺得笔直：“儿想娶她。”
祖父把茶盏重重搁在案上：“你这辈子就这点出息？”
他被关在屋里，三个月，不准出门，不准见任何人。
那三个月里，他每一天都在想，她走了吗？她是不是已经去了咸阳？她会不会恨他？
三个月后，李信出了家门，第一件事就是跑去那条巷子。
人去楼空，院子锁了，门上落了薄灰，邻居说，早就搬走了，走得很急，也没说去哪。
他在那扇门前站了一整个下午。
后来他托人打听，四处问，但什么都问不出来，仿佛所有人都在瞒着他。
李信连着几天不吃不喝，李母来看他，坐在床边叹气。
他终于开口：“娘……她是不是已经去咸阳了？”
李母沉默了一会儿，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：“你要是真喜欢她，就去咸阳，你好好练武，好好读书，将来能入秦王眼的话，到了咸阳，说不定还能见到她。”
李信抬起头，眼睛里有光。
那是他十六岁的秋天，从那天起，他白天练剑，夜里读兵书，再也没有提过她。
但他随身带着那个箭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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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他们年少的故事。
后来李信到了咸阳，当了将军，却再也没有找到她。
直到某一天，父亲告诉他真相——
她没有被送去咸阳，她被自家亲戚卖给了楚国来的商贾，又辗转被献入寿春的楚国贵族府邸。
她走的那天，拼命挣扎过，据说喊了一个名字。
没有人知道她在喊谁。
但李信知道。